2.王凌老師對馮夢龍研究提出了新的科學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強調對馮夢龍及其作品要進行“總體研究、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
王凌老師認為研究馮夢龍要有一個大的突破，就必須在加強基礎研究的同時，強調進行總體研究、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并闡明了如何進行總體研究、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事實上，王凌在這篇“宣言書”式的發言中，已經對馮夢龍及其作品初步進行了總體研究、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并首次得出這樣的結論，“它第一次把以手工業者、小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為主的城市平民，作為正面人物寫入作品，成為中世紀晚期我國市民生活的百科全書，確實是 ‘前無古人’的。”
3.王凌老師在全國第一次對“三言”及馮夢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做出重新評價，做出準確、公正、科學的結論。
王凌老師學術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他喜歡對問題進行宏觀思考，并善于從宏觀上把握研究對象，對事物內在本質做出總體判斷。在馮夢龍的研究過程中，他反復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對“三言”及馮夢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過去所有的研究者幾乎都給予了一定的肯定。但重點肯定什么？肯定到什么程度？這才是他要研究并解決的問題。
1985年王凌調任壽寧縣所在地區的寧德地委宣傳部副部長，不久又兼任地區文聯主席（后調省新聞出版局任處長、副巡視員，現為福建省王審知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將全部業余時間投入到馮夢龍的研究中。他發起籌備全國首次馮夢龍學術討論會，在會上宣讀論文《試論馮夢龍及其“三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指出，“三言”代表了馮夢龍創作的最高成就，“三言”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第一次把以手工業者、小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為主的城市平民，作為正面人物寫入作品。
這個觀點，被大會與會者普遍接受，作為會議成果載入全國首次馮夢龍學術討論會綜述。《福建論壇》1986年第2期以《“三言”為文學史提供了哪些新東西》為題刊發了這篇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全國書報資料復印中心全文轉載，《新華文摘》轉摘了主要觀點。
得出這個結論，得益于他的科學的研究方法。“總體研究”：“三言”120篇，各篇質量參差不齊，民主性、封建意識參雜其中。只有進行總體研究，分清主流和支流，著重研究它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的東西，才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比較研究”：把“三言”與《水滸傳》（以塑造農民起義的英雄群像見長）、《三國演義》（以描寫帝王將相的角逐爭斗為主）、《西游記》（展現正義戰勝邪惡的瑰麗幻想）、《金瓶梅》（暴露統治階級的腐朽墮落）等比較，那就不難發現，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把以手工業者、小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為主的城市平民，作為正面人物寫入作品。反映了明末資本主義萌芽，新興市民階層興起的“新人新關系”。再同歐洲文學史上《十日談》《坎特伯雷故事集》相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三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綜合研究”：不僅從文學角度，還要從歷史學、經濟學的角度，研究馮夢龍的思想、作品及其與時代的關系……
對于歷史人物的重大評價，人們通常聽信于權威專家。但是專家也有畏縮不前的時候。王凌老師以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勇于探索真理的非凡膽識，以敏銳的學術眼光，以扎實的學術功底，嚴肅認真的學術態度，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對“三言”及馮夢龍做出了科學評價。王凌老師的觀點已為我國學術界所認同，至今無人能夠推翻或超越這個觀點。這應該是迄今為止對于“三言”及馮夢龍的最準確的評價，堪稱經典論斷。為我國馮學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