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監督地方“一把手”？

十八大后，中央巡視的工作方式和手段以及公開和透明度均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此次中央巡視組不僅僅到了省一級調查，還特別要求繼續‘下沉一級’了解干部情況；不僅僅向社會公布了巡視組組長等重要成員的組成，公布了聯系方式，也較為直白地公布了巡視結果中反饋的問題。”汪玉凱認為，這使得巡視組的工作成效更加明顯。

“威懾力確實在增大。”在上述紀檢系統內部人士看來，中紀委利用公眾輿論及宣傳手段方面是一個進步。一方面，民眾對此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另一方面，紀檢系統也意識到，運用這種方式來開展巡視工作，效果更明顯地體現出來了。“原來在向媒體主動公開這方面做得不一定夠。現在每到一個地方通過公開的方式，聽取大家的意見，發動民間的力量，以更大的力度反腐，這無形中壯大了整個聲勢，也增大了巡視的威懾力。”

當然，公開以及增加巡視的透明度只是新一輪巡視的改革之一。7月，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相關負責人還向媒體宣布，未來的中央巡視制度改革將實行“三個不固定”：巡視組組長不固定，現已建立中央巡視組組長庫，每一輪巡視前，根據具體情況從組長庫中，確定組長人選，一次一授權，并實行嚴格的回避制度；巡視的地區和單位不固定，這次可能是地方，下次可能是企業或事業單位；巡視組與巡視對象的關系不固定，不再有過去的地方巡視組、企業巡視組、金融巡視組之分。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從本輪巡視開始，特別強調了“重大問題發現不了是失職，未如實報告是瀆職”的巡視觀念。

事實上，一直以來，“對巡視組工作成效的考核是個問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拓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這確實是個缺陷，巡視組制度還有待完善。但在現有體制下，反腐敗有很多種模式，巡視只是其中之一。”汪玉凱認為，不可能指望巡視制度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例如，在目前巡視制度下，對地方“一把手”的監督仍有很大的困難。根據巡視制度要求，對“一把手”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線索，要及時移交有關部門進行查處。同時，對反映被巡視黨組織下一級領導班子“一把手”的重要問題線索，巡視組也要了解掌握。“巡視組這種自上而下的監督方式應該是比較好的路徑。但巡視制度并非一種日常的監督制度，很難實現日常的監督。而且，也必須要下大決心，才能把一些重大問題發現出來。”汪玉凱說。

與地方“一把手”相關的用人問題成為此輪巡視的重點之一。根據各巡視組的反饋意見，干部任用不規范成為普遍問題，“違規突擊提拔”、“帶病提拔”現象十分嚴重。“用人問題帶有一定的普遍性，你可以發現很多官員是邊腐敗邊提拔。是誰提拔的？誰應該承擔這個提拔的責任？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敢不敢著手，敢不敢碰？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汪玉凱直言。

“帶病提拔”現象也出現在高級別官員的升遷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田國良在其《省部級干部腐敗案例研究》課題研究中發現，在其選取的103個省部級官員落馬案例中，約有63%的案主，在貪腐之后仍然獲得提拔；約有48%的案主，在擔任副省部級職務之前就開始了犯罪。

對省部級高官的監督是中央巡視的監督重點，恰恰也是難點。李拓說，“省部級官員位高權重，掌握那么多權力，財產公不公布，家人在干什么，有多少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風，了解情況恐怕是必須的。”

“但監督的難度非常大，巡視組畢竟只是一個臨時組織，而當地的紀委監察系統、預防腐敗系統、檢察系統，無法真正做到垂直管理，他們的官帽子都是省委書記發的。”汪玉凱擔心，“如果我們只是對一些非主要的經濟問題進行打擊，而不對一些體制上的根本性問題進行改變，如用人問題、權力濫用問題，反腐敗很難徹底。”

“當前不是針對巡視制度的改變問題，而是對整個反腐敗體制要進行大的改革。”汪判斷，不排除新一屆中央對反腐敗的體制做出較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