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研究不顧人死活
黑人護士尤妮斯·里弗斯是整個事件的關鍵證人之一，她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項目工作到上個世紀６０年代中期。里弗斯回憶說，患者們免費接受的所謂“治療”，實際上不過是幾片維生素或阿司匹林藥片。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時的負責人雷蒙德·馮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達到實驗的真正目的，并讓患者繼續參與所謂的“治療計劃”。
實驗還包括一項患者尸體解剖計劃，旨在加強梅毒對患者腦部及其他器官傷害的研究。當時的一名公共衛生部（ＰＨＳ）高官１９３３年時曾表示，“只有這些患者死了，我們才對他們有更多興趣。”
為此，里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訪參與實驗的患者家庭，游說患者繼續參與實驗。她會給患者們分發阿司匹林、維生素等藥品，偶爾也會帶上一些現金做為“小禮物”。此外，她還要努力說服那些身處死亡邊緣的患者同意死后接受尸體解剖。提供免費安葬是她屢試不爽的一個利誘條件。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歸根結底，“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主要目標就是保證“試驗品”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以保證醫學研究的“連貫性”。
這一點在青霉素被廣泛應用于治療梅毒后依舊沒有改變。馮德勒曾于１９５２年表態說，“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現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這項實驗。”
由于這種刻意的延誤治療，根據哈麗雅特·華盛頓提供的數據，截至１９５５年，“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于梅毒，同時還有大批幸存者已經處于梅毒最危險的發病階段。
調查人員粉飾太平
盡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年還是備受維護。就連大力主張以青霉素根除梅毒的美國時任醫務總監托馬斯·帕倫也為之辯護說，該實驗為人們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良機”。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據哈麗雅特·華盛頓調查，當年那個調查委員會并未將調查職責進行到底。
一方面，調查委員會只獲得數月時間來調查一樁延續了４０年的實驗計劃，政府官員還拒絕為他們提供一些重要的相關檔案。
另一方面，調查委員會也直接起到“粉飾太平”的作用。當年的調查委員會成員弗納爾·凱夫和杰伊·卡茨在接受哈麗雅特·華盛頓采訪時表示，他們認為當初有關部門任命布盧德斯·布特勒為調查委員會主席就是要他掩蓋丑聞，布特勒也在調查過程中說服其他調查人員“給真相攙水”。比如，他們明明已經采訪了包括里弗斯在內一批關鍵證人，但當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錄音可能會影響證人聲譽后，這些關鍵的錄音隨即被付諸一炬。
道歉遲到２５年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１９７２年版調查報告沒有在道德層面上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提出應有的譴責。“關鍵問題是，之前根本沒人告訴那些黑人患者他們正在進行一項實驗，而是讓他們以為自己在接受治療，”她說。
對于調查委員會最重要的失職之處，如哈麗雅特·華盛頓所言，３４年前的調查報告沒有“直擊實驗背后隱藏的種族主義思想”。
為什么要進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哈麗雅特·華盛頓的調查表明，這項計劃來自于當時美國公共衛生部（ＰＨＳ）內一種充斥著種族主義思想的假設——梅毒在黑人和白人體內的傳播方式不同。
當時部分官員和專家認為，梅毒會侵入白人“更為復雜的大腦”，卻只侵入黑人的心血管系統，而放過他們“發育不完全的大腦”。當時的公共衛生部負責人托馬斯·默雷爾甚至大放厥詞說，“或許（梅毒）能解決黑人的（犯罪）問題，有時疾病能做到人們所做不到的。”
“美國政府當年的行為是可恥的，我感到抱歉，”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６日正式代表美國政府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受害者及其家屬表示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丑聞曝光后，受害者于１９７２年集體控告美國政府。美國政府自１９７３年起陸續對受害者及其家屬進行了一定經濟賠償。然而，正式道歉卻姍姍來遲２５年。
相關鏈接一：梅毒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體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性疾病，當螺旋體進入人體后，迅速播散至全身各器官，產生各種癥狀與體征，也可呈潛伏狀態，還可通過胎盤傳給下一代，故危害極大。
梅毒按傳染方式可分為后天（獲得性）梅毒，以及先天（胎傳）性梅毒兩種。后天梅毒分為一期、二期和三期。
對早期梅毒要求徹底治愈，以消滅傳染源，力爭血清反應陰轉，預防復發。對晚期梅毒要力求減輕癥狀，控制發展，部分血清轉陰性。因此，治療必須正規且充分。青霉素療效好，毒性小，使用方便，療程短，價廉，是治療梅毒的首選藥物。
相關鏈接二：
據《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以美國非洲裔黑人為“試驗品”的醫學實驗丑聞，“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并非第一樁。
根據檔案記載，在１９世紀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佐治亞州的托馬斯·漢密爾頓多次強迫黑人奴隸約翰·布朗置身高溫環境中直至昏厥，以此檢測針對中暑的各種藥物是否奏效。漢密爾頓甚至剝開布朗的皮膚，觀察黑色素的沉積。
此外，亞拉巴馬州詹姆斯·馬里昂·西姆斯也曾在未經麻醉的情況下，強行對黑人女奴實施產后修復手術，還憑借手術成功在醫學界贏得相當高的聲譽。
諸如此類的實驗在那個時代層出不窮。當時的科學家們甚至還經常通過一些所謂的“科學實驗”來證明黑人為“劣等人種”。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科學種族主義”并未受到應有的質疑和譴責。
進入２０世紀后，這種情況仍沒有徹底轉變。在上個世紀４０年代至５０年代，為預測核輻射在戰爭中對士兵的影響，美國科學家曾對平民展開核輻射實驗，連孩子也未能幸免。比如，一些研究人員１９４６年展開一項實驗，觀察一所公立學校中兒童食用遭受核輻射地區所產燕麥后的身體狀況。
在上個世紀７０年代，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招募了一批黑人男童，進行有關暴力行為的遺傳學研究。
１９９４年，南卡羅來納大學招募了一批生活貧困并希望尋求禁毒治療或產前護理的黑人女子，在未告知她們真實目的的情況下進行科學研究。
在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期，肯尼迪·克里格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鼓勵居住在巴爾的摩的貧困黑人家庭搬到鉛污染嚴重的地點，以進行兒童血液含鉛量的研究。
１９９５年，洛杉磯一批非洲裔或拉美裔兒童接受了一種麻疹疫苗注射。他們的家長此前并不知道，這種麻疹疫苗屬于試驗性疫苗，此前一項相關研究已經因為致死上百兒童而被緊急叫停。
在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之間，哥倫比亞大學對１３５名黑人少年進行了芬弗拉明藥性試驗。芬弗拉明如今已因副作用大而臭名昭著。
在過去１０年當中，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下屬的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先后對包括一批知名大學在內６０多家研究機構的違規研究行為展開調查。
（作者：孫浩 編輯：王晶 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