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第六輪六方會談第二階段會議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開幕。 新華社記者王建華攝
積極應對“大國責任”
西方大國的道德并不具有優勢，因為“大國責任”標準是模糊的、多元的。
美國不但是大國，而且是超級大國。但在享受諸多特權的同時，卻極力回避與推卸責任。如在《京都議定書》上出爾反爾，拒絕《兒童權利國際公約》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撕毀《反彈道導彈條約》，違抗《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拒不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等等。如今，美國等西方大國依照自己擬訂的標準，要中國承擔所謂“大國責任”。
己所不欲，硬施于人。中國歷來是個負責任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年來積極主動承擔的國際責任迅速增加。因此，“大國責任”的喧囂實際是對中國從來就是一個負責任國家的詆毀。
“韜光養晦”仍應是我國基本的、長期的對外方針之一。中國雖然在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吸引外資與官方外匯儲備等方面成績斐然，但人均國民收入排世界第110位，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5%，韓國的10%。依據每天收入不超過1美元的國際貧困人口標準，目前中國還有1.35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0.4%，占世界絕對貧困人口7.5億中的18%。西方國家如日本普遍藏匯于物（美日石油儲備都超過200天），藏匯于民（日美民間外匯分別是3萬億美元和9萬多億美元）。
在中國外貿、引進外資的成績背后，是巨大的資源與環境成本以及勞動者健康的代價。因此，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今后長期面臨的任務。中國要成為經濟尤其是金融強國的路途仍相當遙遠。有鑒于此，對外經濟工作應加強協調，低調謹慎，約束“走出去”的企業尤其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張揚行為，提高想問題、辦事情決不可脫離實際的自覺性，樹立起一個“重承諾、負責任、守信用、低姿態”的大國形象。
在積極主動承擔與中國國力相適應的責任方面，要看到不公正與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的調整是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中國必須適應、利用現有的秩序與規則。實踐表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尊重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參與解決日趨嚴重的全球失衡問題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古國，中國應當有信心、有能力，在尊重國際慣例的基礎上，依照自己的道德標準，積極主動承擔與國力相適應的責任，以不斷壯大的“硬力量”（經濟實力）來發展我們的“軟力量”（中華文化、價值觀念、發展模式等），獨立自主、和平發展所凝聚的“北京共識”就是“軟力量”的重要體現。近年來，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與生態環境、增加國際援助等方面雖然取得明顯進展，但是與國際社會的期待還相去甚遠。從長遠來看，這些于人于己都有利的事情要積極主動去做。加強與西方大國尤其是與美國的對話與合作，了解他們對中國的全方位感受，澄清中國的發展道路與發展理念。在增進與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往來中，應考慮到“赤道原則”和“資源行業透明度行動計劃”等國際規則。
盡管“大國責任”下有諸多玄機，但是如果我們能順利接過橄欖枝，利用得當，可以變壓力為動力，化危險為機遇，借助外在壓力理順國內經濟關系，解決社會經濟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矛盾與因素。
中國歷來是一個言而有信的國家，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如“入世”開放承諾）應認真履行。但是，對西方大國不斷要求的涉及國家經濟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改革與開放措施，應當慎之又慎。拉美與東南亞等地的金融危機一再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全面對外開放）應在宏觀經濟與貿易自由化之后，必需金融監管部門的組織和功能顯著加強，營造良好的金融運行基礎（如完善的法規與會計制度等），充分的透明度和完善的信息傳遞機制，以及發展對沖和管理風險的市場。否則，不僅效率提高緩慢，而且易于引發金融危機。 （文/江涌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編輯：肖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