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喜劇片，往往是以種種手法揭示人性、人生和社會存在的荒謬性而引人發笑并借此表達人類的自信心和超越精神的影片。如果我們以這樣的定義來考察此期電影，我們就必須承認，由于政治斗爭的尖銳和嚴峻，這個時代對于喜劇的容納能力遠遠不夠，也導致了本來為數就少的喜劇片由道德諷刺到歌頌，最終喪失了生存的語境。
新中國建立初至1955年，沒有一部喜劇影片，一方面此時硝煙未盡，電影需要集中表現戰爭中的英雄人物，觀眾更多需要的是加強對新政權的信心，從而集中力量建設新家園；另一方面受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的余波的影響，電影工作者面臨許多條條框框的限制，缺乏創作方向。
到1956年，國家整體形勢趨于穩定，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大眾充滿翻身后的幸福感、也為諷刺喜劇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同時，官僚主義思想和作風逐漸增長，產生了諷刺喜劇興起的社會基礎。同期，蘇聯文藝界提出反“無沖突論”和“粉飾現實”，并且拍攝一批喜劇片，對國內電影界產生了直接影響。而國內強調文藝“干預生活”的主張也為喜劇片的產生創造了輿論條件。
1956年在“雙百”方針提出后不久，呂班導演的影片《新局長到來之前》，作為新中國第一部諷刺喜劇片問世。影片漫畫式地塑造了一個自私自利的馬屁精牛科長形象，突出了官僚主義者對上奉承獻媚對下驕傲糊弄的嘴臉，而牛科長對待局長和一般同志截然不同的態度也被上升為對待個人利益和國家人民事業的立場問題。
這部影片原是一部獨幕諷刺喜劇，劇本發表后受到好評，各地藝術劇院爭相演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到中南海為毛澤東、周恩來等做過專場演出，也得到贊揚。不過，這種好評顯然不是針對影片的藝術質量的肯定，而是影片所取得的社會效果。官僚主義是1956年整黨的一項主要內容，改編時也只是豐富了喜劇細節，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應當說在政治上具有了相當的保險系數，但影片后來還是為導演呂班帶來了厄運。同年還生產了《不拘小節的人》、《如此多情》、《尋愛記》、《球場風波》等一批影片。
和《烏鴉與麻雀》這樣的諷刺喜劇不同，上述影片的諷刺限于道德化的范疇，而不是社會性的批判。這類諷刺喜劇是“諷勸型”的，導向教化目的。牛科長的伎倆是撈點小轉椅的便宜、借機換大辦公室以提高身份，順嘴編造與新局長同生死的經歷以滿足虛榮心，這些大多與人物的日常品行相關聯，不涉及政治陰謀，這是一種“理性化的諷刺”，被諷刺的對象代表的是一類人，這里的類不是按職務等級劃分，而是按其所代表的某種品行或行為，在諷刺語言和手法上，多采用生活化的合理誤會、巧合、偶然等喜劇因素制造笑料、輔以夸張和重復手法。甚至人物的姓名也具有隱喻性，如《如此多情》中見異思遷的女主人公傅萍（浮萍），《未完成的喜劇》中的易浜紫（一棒子）。
50年代中期的喜劇影片以諷刺的面孔出現，是因為此時的喜劇片帶有很強的現實性、工具性和目的性。影片諷刺的對象或是自私自利的，或是工作方法不符合社會主義規范的。《新局長到來之前》中所諷刺的對象只是一個總務科長，他的張狂表演是由于新任局長的缺席——隱身，當丑角充分表演之后，代表正面形象的新局長出現，糾正制止了他的行為。在一部影片——一個封閉語境中，職位最高者往往是正面形象，其意義在于表明制度的合理性和可靠性，那些違法亂紀、為非作歹、謀取私利者往往只是一些基層領導或低級干部，這種人物設置策略由于用于意識形態宣傳十分有效，所以能夠一直沿用到今天，作亂者可能人數眾多，在短期或某個范圍內沆瀣一氣，越是如此，越能體現階級斗爭、反腐斗爭的艱巨性，但這些都是基于影片中所涉及到的最高級領導必然是正面的，他因為種種原因而缺席，在他出現的時候，必然可以撥亂反正。
按照當時習慣的讀解模式，一個文本被等同于一個社會。文本全部被認為是社會的全部，文本以暴露黑暗為主被認為文本是在說整個社會以黑暗為主。對于新生政權來說，雖然只是道德化的諷刺，但也有喪失民眾信任之虞，即使是影片的觀眾也懼怕這種信心受到沖擊，事實上，許多觀眾也自覺參與了對此影片的質疑。在這樣的環境中，喜劇片的產生已完全超出了藝術創作的范疇。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呂班由于對諷刺喜劇的探索成了“利用諷刺喜劇宣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兇狠的黨內右派分子”，從此停止了藝術創作，直到1976年病逝后，才得到平凡。他成了新中國喜劇電影付出最大代價的導演。
呂班導演的最后一部喜劇影片《未完成的喜劇》通過三個故事“朱經理之死”、“大雜燴”、“古瓶記”諷刺官僚主義者、吹牛皮者、不贍養老人者。但此片尚未出世，就被打成毒草，果然成為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劇“。
與《未完成的喜劇》同時遭到相同命運的是上海電影制片廠同年生產的《球場風波》，影片雖然被定性為“野草“而非毒草，但此后影片的編導均沒有再從事電影創作。
1958年，郭維根據趙樹理小說《三里灣》改編、導演了影片《花好月圓》，影片較為成功地保持了原作中的幽默感，既諷刺了時代的不和諧音，又顯得詼諧風趣，但影片受到了“用三角戀愛代替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批判，遭到禁映。
同年還有一部喜劇片《布谷鳥又叫了》，女青年團員童亞男有新思想，而未婚夫王必好為了把她束縛在自己的手中，竟然要求她不能同男人講話，不能去學開拖拉機。影片諷刺了一個只關心生產不關心人的農村基層干部，上映后立即受到激烈批判，被認為“歪曲現實“、丑化黨的領導”。
至此，諷刺性的喜劇片生不逢時的命運已經注定，于是歌頌型喜劇應運而生。
1959年，在規劃“國慶10周年獻禮片”時，電影界領導發現沒有一部喜劇片，于是決定由夏衍負責“抓”出一部喜劇片。《五朵金花》成了重點，夏衍下達了“要喜劇，要有大理山水、載歌載舞輕松愉快，不要有政治口號”的指示，于是歌頌型喜劇影片的樣本出現了。
《五朵金花》得到了與諷刺喜劇截然相反的待遇，并得到了廣大觀眾的認可，這種少有的“成功”引起了電影界的觀眾，評論界據此看是討論“社會主義新喜劇”，最后總結出這種新喜劇的特征是：其性質是歌頌光明，不寫否定的消極的食物，態度上應當是歌頌而非暴露，通過影片證明生活是美好的；在人物形象方面，要塑造正面形象，從而達到歌頌新時代的目的；在喜劇技巧方面，詼諧、幽默、風趣、誤會、巧合是基本手法。
編輯：鄧京荊 肖冠男 來源：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