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在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一位母親在“小蘿卜頭”宋振中雕像前為兒子講述“小蘿卜頭”的故事。新華社記者 周衡義 攝
1985年，正是而立之年的厲華，來到重慶紅巖博物館。每次去渣滓洞，看到那些猙獰的刑具，那令人窒息的環境，他還難以理解先烈們面對地獄般酷刑、面對生死考驗作出的人生抉擇。從此，他埋首在一件件檔案中、一封封書信里，執著地試圖走進先烈們的內心世界。一張張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一樁樁蕩氣回腸的事跡，在他的面前浮現：
那是1948年的一天，審訊室的門開了，一個濃眉大眼的青年人被帶了進來，透過灰暗的燈光，審訊桌后的特務頭子徐遠舉打量著眼前這個人稱“七少爺”的青年。“七少爺”劉國鋕出身四川廬縣一個地主家庭，大學畢業后，因參加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被捕。這樣一個富家公子能從骨子里相信共產革命那一套嗎？不過是年輕人圖新鮮趕時髦而已。徐遠舉想，只要稍加規勸，一定能使“浪子”回頭。
詢問開始了，出乎徐遠舉意料的是，任憑如何威逼利誘，劉國鋕回答得很簡單：“我什么都不會說。”
面對酷刑，劉國鋕仍守口如瓶。今天，在歌樂山烈士陵園檔案中，還能看到當年徐遠舉對他充滿迷惑的詢問：“你們家有錢有勢，革誰的命？造誰的反？”
劉家動用了種種關系來搭救他。國民黨的戰區司令、參議長、市長紛紛說情，獄方也一退再退，提出只要劉國鋕在認錯書上簽字，即可獲得自由。然而，劉國鋕拒絕了。
1949年7月，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反動派卻要做垂死的掙扎，一場大屠殺即將開始。
帶著黃金、名表、空白支票，劉國鋕的哥哥再次來監獄打點。哥哥流著淚跪在地上求他：“只要保住性命，出去后你愿意到美國留學我出錢，不愿意留學可以跟我到香港做生意。”劉國鋕也流淚了，但堅定地搖著頭：“我死了，只要黨在，就等于沒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