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發言直接切入為什么連續四次做這個提案：“影視產業是版權經濟，劇本版權是一切影視產品的母體版權，改編的劇本版權由文學原作版權衍生而出。因此，增設改編劇本獎既獎勵了改編者也鼓勵了原創者。然而，政府部門用‘涵蓋和包括’推諉式地答復我們，三年里沒有和我們當面交流，沒有一次電話溝通，也沒有找我們去商議，而是用蓋個紅章的公文回復了之。”我不留情面的嚴肅批評，激起了委員們共鳴的掌聲。

我的“冒傻氣”出來好的結果，最先收到了廣電總局的答復意見“將原有的兩個優秀編劇獎名額分為優秀原創編劇獎和改編劇本獎各一名。同時與中國文聯等部門溝通交流，協商在其他全國性影視評獎活動中增設‘最佳改編劇本獎’進行獎項分設制度。”

我把答復告訴了張抗抗，心中喜憂參半。喜的是政府部門對于委員的直面批評是能聽進去的，并認真改進。憂的是，一個簡單的涉及劇本獎勵制度的提案，前后費時四年之久，那么面對著文化強國的建設，有多少制度要改革要創新，政府部門如何大開敢諫之路，廣納逆耳之言，認真處理代表委員的議案，博采群謀，科學決策？

我的“傻氣”是在人民政協里熏蒸出來的，言不逆耳不為諫，諛言奉承非委員。

連續三年提交一個提案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 王 名

連續三年提交同一主題的提案，是深感人口問題關乎民族國家的前途命運

兩會召開在即，這將是我第十一次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算得上是個“老委員”了。過去的十年，我帶著敬畏，帶著感恩，更帶著責任一路走來；接下來，我希望在議政建言的征程上再接再厲，不負人民的重托。

2011年我國公益慈善領域出現了諸多亂象，形成所謂“公信力危機”。我帶領研究所的各位同仁，組織力量開展了深入調研，并研究借鑒美英等國相關法律和制度規范，起草了《關于公益慈善組織信息公開的建議案》并召開提案專題研討會，征求各方的意見。這一提案后來被評為全國政協優秀提案。

2010年以來，我和劉大鈞委員連續三年就“放開二胎”問題提交提案，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回應，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最早提出這一提案的是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葉廷芳，在他的帶動下，我們開始關注人口問題，搜集了大量相關資料，聯系并訪問了人口領域的許多知名專家，在認真進行文獻研究和訪談調研的基礎上我們起草了提案稿，征求了人口學界多位專家的意見，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我們提交了《關于放開二胎、調整我國人口政策的建議案》，這一提案提交后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第二年，我們針對國家計生委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不動搖的辦理答復，做了更為深入的調研和論證，其間得到顧寶昌、李建新、王豐、蔡泳、鄭真真等多位人口學家的指導和支持，他們對提案稿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根據這些建議修改提交了《關于盡快調整我國人口政策建議案》。2012年，我們經補充調研、訪談和補充數據資料，繼續聯名提交了《關于停止一胎化、盡快調整我國人口政策的呼吁》的提案。

兩會結束后，我收到了國家人口計生委的提案答復函。函件對我們的建議做了肯定的表態，認為我們提出的放開二胎等觀點，對研究論證有關政策思路和框架“有重要的啟發，我們將認真研究”。這一表態，盡管離我們的提案要求尚有很大距離，但已看得出明顯的進步。

“說了不白說”

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副主席 陳怡霓

建言有質量，參政有成效，在廣州形成了良性循環

過去的五年，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不斷完善的五年。在廣州，不僅劃出了制度建設的軌跡，也留下了許多民主協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