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無論我們的情況如何，無論是牢固地團結在一個全國政府下面，還是分為幾個邦聯，外國對情況的認識和看法必然和實際絲毫不差，并且將對我們采取相應的態度。如果他們看到：我們的全國政府能力高強，管理良好；我們的商業管理深謀遠慮；我們的民兵組織適當，訓練優良；我們的資源和財政管理細致周到；我們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們的人民自由、滿足而且團結；那么他們就更加愿意培養同我們的友誼，而不想激怒我們。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發現我們或者缺乏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對或做錯，全由統治者作主），或者分為三四個獨立的、也許不夠和睦的共和國或邦聯，一個親英、另一個親法，再一個親西班牙，也許三個國家彼此相互拆臺，那么美國的形象在他們的眼中將顯得多么卑賤，多么可憐！她怎么不該不僅被他們輕視，而且還遭到他們迫害呢。不用多久，這種付出重大代價的經驗就會告訴我們，當一個民族或一個家庭處于這樣分裂的狀態時，必然是對自己不利的。[10]
美國人真是不辱使命，他們不僅自身團結，捍衛著國家的統一，最重要的還在于他們不惜一切手段擴張美國的領土，并在擴張中主動出擊，利用歐洲矛盾，粉碎歐洲列強分裂美國的企圖。1812年，英國入侵美國，美國人利用拿破侖在大西洋東岸排擠英國的機會，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國并于1814年迫使英國簽訂《根特和約》，英國最終確認美國獨立。1823年12月2日，美國總統門羅發表國會咨文，警告“今后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業已獨立自由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我們認為列強方面把它們的政治制度擴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區的企圖，對于我們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11]
美國在排除歐洲對美洲的干涉的同時，自己卻全力擴張領土邊界：1844年吞并得克薩斯，1846年發動侵略墨西哥的戰爭，強奪面積達2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國與英國發生爭端，1846年雙方簽訂條約，規定北緯49度為俄勒岡和英屬加拿大的分界線，從而基本奠定了美國北部與加拿大的邊界；1861年美國南方要求與北方分離，美國人謹記華盛頓的告誡，以軍事的手段于1865年實現國家統一；1867年又從俄國人手中購得阿拉斯加。這樣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從大西洋西岸的狹長小國擴展為東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據大陸主體地緣政治板塊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而這種大陸主體板塊則是其后來形成世界影響力的物質依托。又經過20世紀的奮斗，美國“從一個相對孤立于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12]
這個結果在18世紀前是不可想象的。當時，只有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具有這種世界影響力，而當時的歐洲則陷于不間斷的戰亂之中。“這足以使當時任何一位冷靜的觀察家都會作出如下預言：這些國家將很快內耗衰竭，而中東和東亞地區（籠統地被稱為‘亞洲’、‘東方’或‘東部’）較為統一的帝國則會成為長時間影響世界事務的決定力量”。[13]
但歷史的辯證法卻沒有沿著人類歷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國為龍頭并以中國為結束的“農業全球化”軌道筆直前行，而是從中打開了通往另一條即工業全球化道路的缺口，[14]并以此作為歐美文明的基礎。如果說，工業生產方式及由此開辟的工業全球化道路在農業全球化鏈條的“薄弱環節”[15]，即遠離東方且又支離破碎的歐洲大陸獲得突破的話，那么，它則在具有主體地緣政治板塊的北美大陸獲得迄今風頭仍健的傳承。
這里值得提及的是，與亞洲中國不同，美國在北美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是美國人自覺打出來，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國在亞洲的這種地位則多半是從秦以后的歷史繼承下來，因而是先天具有的——這與歐洲先天傳承下來的破碎地緣政治狀況正好相反；19世紀以來，美國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隨美國人的大陸主體意識同步上升，而中國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及其意識總體上則在下降，直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中國的大陸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才開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覺的性質。
美國大陸主體板塊為其后來擊垮歐洲、繼而擊垮蘇聯并最終成長為世界霸權大國奠定了基礎。首先，正是破碎型的歐洲大陸先是為英國，繼而為美國有規律地提供了豐富的“戰略機遇期”。 我們看到，正是英國與法國的矛盾、法國在“七年戰爭”中的失敗、英國與西班牙在直布羅陀海峽的爭奪以及西班牙的失敗以及英國與俄國爭奪海上霸權的矛盾，才導致美國在獨立戰爭中獲得法國的關鍵性的結盟和承認、獲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葉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國、丹麥、瑞典、荷蘭、普魯士、奧地利、葡萄牙和兩西西里王國等主要歐洲國家相繼參加并“對英國是一個沉重打擊，而對美利堅聯合邦卻極為有利”的《武裝中立宣言》。[16]正是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矛盾才導致美國在1803年得以從兩年前還想遠征北美的拿破侖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于英法，美國才可能在南北戰爭中贏得俄國海軍的決定性的支持并在戰爭后不久從俄國手中購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國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開戰并受到幾乎所有歐洲大陸國家的指責，這時美國又利用英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獲得英國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敗了西班牙，由此打開通往遠東的門戶；正是由于20世紀兩次主戰場發生在歐洲的世界大戰，美國才可能在后半個世紀里，取代歐洲成為新的世界政治霸權中心；最后，還是利用戰略空間嚴重被蘇聯從東、北兩面擠壓的歐洲和中國與蘇聯的矛盾，美國人合縱連橫，最終擊敗蘇聯并使在20世紀末獨步天下，成為繼“日不落”大英帝國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這一切成就，都有賴于令英國傳統的“均勢”戰略無可奈何的美國在北美擁有的主體地緣政治板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國的主體板塊地位，又使美國可反彈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間“請君入甕”，大玩老英國的“均勢”游戲，并從中獲得巨大的國家利益。對此，孔華潤深刻總結說：“‘歐洲的災難’常常是美國的‘機會’。美國革命的成功——在歐洲人看來不過是殊死的權力爭奪中的一個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獲取，也許都是最好的例證。當然，歐洲的災難可能也會擴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時，美國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英國把全部資源用在反對拿破侖的戰爭上”。總之，“歐洲因素成為美國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雖各不相同，但卻是持續不斷的”。[17]對美國的成功，20世紀初的美國海權思想的奠基人馬漢則從地緣政治上明白地理論總結說：
盡管所有歐洲文明之內的國家都有著許多共同的東西，但是如普遍承認的，還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將它們分為各自內部有著基于共同血緣的明顯親近感的集團。不過，如陸地上常常發生的情形表明的，當這些集團的成員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時，這種鄰近可能會象同極的電流那樣產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為決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處則被拋之腦后。另一方面，如果邊界相距甚遠，相互接觸輕微以至于不會引起政治沖突———就象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情形，同一種族的生存、發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為政治理想所在。[18]
在十九世紀來臨之時，美國并不是北美地區唯一的一個陸上強國，而是幾個力量大致相同的強國中的一個。它和所有其他的強國都有著產生于利益沖突的分歧，而且和它們在地理上直接接觸，后者是一個被普遍認為會增加發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為盡管兩個國家也可能在與彼此都相距遙遠的地區發生利益沖突，但當爭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條人定的邊界之上時，對抗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會高得多。所以，當時美國政府的一個自然的也是正確的打算就是通過將所有有爭議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煩產生的根源。于是，我們就選擇了一條處于類似環境下的歐洲大陸國家也會遵從的行動方針。為了得到關系著我們利益的土地，我們和別人討價還價，運用計謀，也發出威脅。盡管杰斐遜運用的是相當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會認為它們謹慎過了頭或者過于拘泥于杰斐遜個人的政治信仰了。從較高的道義標準來看，美國獲取路易斯安那——美國從一個并無權利出賣這塊土地的政府那購買了它，而置那個曾以這塊土地不能被如此出賣為條件將其讓出的另一大國的抗議于不顧。這個抗議過于微弱，以至無法對拿破侖和我們自己產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詐和使用暴力兩者間選擇一種較少引起抵觸的方式以實現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標；我們通過曲解把西佛羅里達強行擺在談判桌上討論的做法也不使關于它的交易看起來多么光彩。不過，從政策上講，無疑當時的我國政府是相當英明的；而且，當時上述地區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這些地區被轉讓以及并入美國。由于我們大家都熱愛自由，所以當時也不用過多擔心忠誠對象的改變會對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傾向產生什么不良的影響。在關系到國家或世界的重大問題上，少數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權利不應被優先考慮，這其中并不必然有著什么不正義之處，就如在投票時少數要服從多數一樣。[19]
中國在20世紀初也曾受惠于“歐洲的災難”帶來的機會，當時代表帝國主義利益的中國各地軍閥已接近將中國完整的主體板塊肢解為歐洲式的破碎型板塊，中國幾乎成了歐洲列強案板上只等舉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這時，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將部署在中國的軍事力量撤回，使中國獲得化險為夷的機遇：中國民族主義經濟與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力量迅速壯大，在國共領導下的北伐中，中國接近統一。
此后，中國面臨日本有史以來的全面挑戰。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亞洲大陸，類似于英國之于歐洲大陸。而日本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英國那游刃有余的戰略環境，正是由于亞洲有著歐洲沒有的以中國為主體的地緣政治板塊和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文化板塊——而后者更是美國文化望塵莫及的優勢所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日本認為“必須以鐵與血，拔除東亞之難局”[20]。日本侵略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國。至40年代，日本已將整個中國東部地區肢解為以日本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運用英國“均勢戰略”操縱亞洲大陸政治的若干個“衛星國”：大陸東北部冒出的“滿洲國”——這相當于歐洲的德國，華北是所謂“華北自治”——這相當于歐洲的法國，華中、華南是汪偽傀儡政權——這相當于歐洲的西班牙。只是后來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際打了美國——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侖在與英國戰爭時又發兵俄國。中美聯手后，傳統的并對中國今天崛起起著幾乎是基礎性作用的中國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才得以恢復。
敘史至此，不禁唏噓，古今偉業之興衰，僅懸系于閃念。如果說，公元800年幾乎將歐洲統為一體的查理大帝，其對歐洲的貢獻可比作中國的“秦始皇”，那么其斷送歐洲未來的三個孫子的罪過則不會次于一個中國的 “汪精衛”。公元843年將歐洲一分為三的凡爾登簽訂的條約，這為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深埋了一個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又反過來為處于歐洲大陸邊緣的小島英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使島國日本不可能成長為英國那樣的世界大國的歷史結果以及日本屢次要肢解中國的企圖中得到反證。歷史表明，大規模國際戰爭較少的地區，是像亞洲、美洲這樣一些具有主體地理板塊的地區。對此，我們中國人應感到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