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具有亞洲主體地理板塊的中國不僅承擔著中國穩定的重任，而且還承擔著亞洲穩定的責任。未來中國決不能犯下843年歐洲查理大帝三個不肖子孫肢解法國在歐洲主體板塊并由此導致英國——這在亞洲就是日本——得以用“均勢政策”反制歐洲大陸的歷史性錯誤。美國人民牢記華盛頓的教導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人民也要謹記毛澤東同志 “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的教導，[21]為了中國的穩定，為了亞洲和平，中國人有責任不惜任何代價維護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所不具有的天然傳承于中國文化，即儒家文化在亞洲尤其在東亞的主體地位，那么，在維護國家統一方面，我們就應該做得比美國人更好。
二、國家擴張的限度取決于其他國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決于反制國家的大小多少及其與擴張國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國力的國家對撞，距離越近，雙方國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擴張能力就越小
歐洲畢竟是曾經統治過世界的地區，究其原因是由于歐洲工業革命較早于世界其他地區，這使得歐洲在崛起之初就面臨著一個其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方式幾乎是可以無限擴張的空間。這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歐洲內部大國之間近距離擠壓而被抵消了的擴張力量。
但是，自從19世紀60年代美國、日本崛起后，歐洲外圍的政治空間大幅壓縮，而俾斯麥德國的崛起又加劇了歐洲大國間的近距離擠壓，這又更加壓縮和抵消了歐洲的整體對外擴張能力。這使得歐洲在每次世界擴張達到頂峰時，都因歐洲內部大國沖突爆發而被迫收縮甚至放棄已有戰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侖戰爭，在1812-1814年美英戰爭中本具優勢的英國向美國讓步；美國內戰期間，英、法、西三國遠征墨西哥，由于德國俾斯麥統一德國后對法國形成的安全壓力導致拿破侖三世在占領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從墨西哥完全撤回歐洲以準備與德國的軍事沖突；由于19世紀末英國準備英布戰爭，才使美國于1898年一舉突破英國、西班牙和德國的東太平洋的防線，奪得夏威夷并在獲得英國中立的條件下挑起并贏得美西戰爭。西班牙戰敗，美國奪取西班牙屬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關島。接著又將菲律賓和古巴變為美國的殖民地和保護國，并于次年加入遠東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列。在遠東地區，正是由于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歐洲列強從中國調頭回歐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將展開的瓜分中國的罪惡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歐洲內部的大國沖撞，其結果則是整個歐洲霸權在世界范圍的全面衰落。
讀史至此，讓人扼腕：歐洲真是一個愈演愈烈的內斗最終導致全體毀滅的范本！這大概也是今天歐洲人決心——不管再困難——走向合作的原因。
讓我們將視野從大西洋東岸移至西岸的美國。
美國在其誕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塊還是政治板塊都比歐洲更為破碎：各州擁有如此大的權力，以至費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稅，不能開展有效談判，不能向其他國家保證它所簽訂的協議將會得到各州的切實履行，不能制定旨在從其他國家那里獲得特惠的統一的商業政策，不能維持一支富有戰斗力的陸軍或海軍。[22]但美國人吸取歐洲力量內耗的教訓，以鐵腕阻止美國可能出現類似查理大帝子孫三分歐洲的局面，全力擴張意在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構成與美國均勢的國家或地區力量出現。另一方面，美國又運用老英國的均勢謀略，盡可能破壞歐洲團結，保持德、法、英之間均勢，使之內部相互牽制；與此同時，美國又通過“雅爾塔體系”提升蘇聯的力量以在歐洲大幅壓縮英、德、法安全空間。盡管英國曾是美國的死敵，但在歐洲大陸衰落后，美國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使之處于強不至向美國挑戰，弱不至向蘇聯屈服的地位。在歐洲各國之間，美國又給昔日的敵人英國以特殊戰略伙伴地位，這樣可使英國成為美國“用來抵擋有時是所向披靡之洪流這樣一道防波堤”。[23]同種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后用于日本：在擊敗日本的同時又扶持日本，使之強不至向美國挑戰，弱不至向中國、俄國屈服，并使之在地緣政治上成為美國抵擋太平洋西岸亞洲大陸力量東進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這一觀點也得到當代日本學者的承認和不恰當的發揮。日本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 1996年編輯出版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中就有觀點認為：“當俄羅斯南下時，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24]
現在我們再將視野從太平洋東岸的美國轉到西岸的中國。
與歐洲相比，美國在亞洲則面臨的是與歐洲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形勢。這主要表現為亞洲有以中國為中心的主體地理板塊和對東亞影響深遠的儒家主體文化板塊。純粹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蘇聯東南腹下的中國如果出現延伸至南中國海的類似東歐和中亞式的破碎地帶，至少出現劃長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有利于俄國的地緣政治利益，[25]而毛澤東1949年率軍渡江打敗蔣介石統一全中國后，這種可能性不復存在；對美國太平洋西岸的地緣政治利益來說，最有利的是在東亞地區出現兩個到三個有利于美國實施類似英國對付歐洲大陸的“均勢戰略”的政治板塊。美國人曾這樣想也這樣做過。1941年4月16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的《日美兩國諒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確認，該文件第三部分第H點明確表示美國“承認滿洲國”。[26]1941年12月2日，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兼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27]曾對蘇聯大使披露：“華盛頓和倫敦在考慮，或把東北留給日本，或把東北變成‘緩沖地帶’，以便（在任何情況下）保障遠東的均勢。”[28]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向美國政府提出關于中國問題的報告，還提議由國民黨政府集中力量控制華北，而把中國東北交由國際托管。[29]只是蘇聯在出兵中國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將東北交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這才使美國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國板塊的企圖化為泡影。但美國并沒有就此放棄努力，二戰后，美國又積極培植日本，發動朝鮮戰爭，扶持臺灣當局以反制中國。如果說，利用蘇聯壓縮歐洲是羅斯福及馬歇爾戰后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東北亞，造成類似歐洲大陸之于英國的，并有利于美國操縱東亞大陸政治的“均勢”板塊，則是美國戰后東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從這個角度看1950年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的決策對中國崛起，乃至對東亞崛起，無疑具有極其深遠的奠基意義——才使美國分裂東北亞、蘇聯利用雅爾塔條約分割中國東北的努力化為泡影。此后美國退而求其次，轉而實施建立從日本到南中國海的所謂意在遏制中國的“海上鏈條”。但由于中國所據有的大陸主體板塊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與英國不同——在亞洲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加上戰后日本夾在俄國、中國，當然還有太平洋東岸的美國這幾個巨型地理板塊之間，盡管它能量很大但難有作為。
其次，從中國周邊看，中國東、南兩向的破碎型地緣政治板塊特點是中國崛起的天然優越條件。比較歐洲，正如西半球英國東面的破碎型大陸結構有利于英國的道理一樣，但在東半球中國則與歐洲相反而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國外，環中國周邊的絕大部分地區則是有利于中國的政治破碎型地帶。從這個意義上看，正如美國南北統一后，英國已不能再用處理歐洲的事務的“均勢”方式對待美國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也不能再將縱橫于歐洲的“均勢”外交簡單地套用于東亞。美國曾在上世紀50年代單槍匹馬沖入東北亞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島大敗而歸的經驗使美國人認識到，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使美國不一定會是望洋興嘆，但至少也是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