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需要注意的還有，美國崛起中的任何戰略合作對象都不是長期固定的，更多情況下——比如杰斐遜與拿破侖、羅斯福和斯大林針對歐洲的合作——還是非正式的。美國與他國的戰略合作完全繼承了老英國“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而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的外交原則，而且美國還青出于藍，在實踐中還玩出交叉結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戲。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戰中美國在與英國、蘇聯、中國結盟的同時，羅斯福還為了戰后利益在背后與蘇聯斯大林有著非正式針對英法帝國的戰略默契。正如美國作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樣，“美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摧毀了英國，而且事實上還保護它不受更加殘暴的敵人的傷害?！盵41]
研究美歐博弈的歷史經驗，是為了中國新世紀的崛起。今天的中國是已卷入世界市場經濟的中國，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兩個陣營時期，中國外交選擇并熟悉了以意識形態為政治基礎的國際合作的話，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外交也開始注重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國際合作。如果我們曾在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中獲利同時也失利的話，那么，進入90年代，特別是蘇聯解體后，中國向西方近乎一邊倒的外交紅利在今天已大幅遞減。進入21世紀后的中國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由于蘇聯解體，我們已失去了“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的國際安全環境，今后中國可能不得不獨當一面。獨當一面就會更深地接觸到世界政治的殘酷本質。盡管有了這些年的經驗，但由于長期置身于世界市場之外，我們對國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則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對帝國主義的憎恨，中國人在潑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洗澡水”時，連這些較早進入世界市場國家的基于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經驗也拋棄了。我們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這種在英美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道義和感情判定來確定戰略盟友選擇，其結果更多的總是 “憤慨”和“遺憾”。中國從東西方陣營的懷抱中，開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場，并開始與在世界市場中成長的國家進行戰略博弈。博弈就必須合縱連橫，就必須研究世界力量均勢的理論，適應并學會英美國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戰略力量板塊的外交能力。為此，在東方儒學思想的基礎上批判性地認識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國治理世界的外交經驗，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國傳統“和諧”思想又能應付冷酷的世界市場競爭的新的外交理論，是我們中國學者面臨的重要任務。
四、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與兩個大國同時作對，更不能在世界強國之間四面出擊
較之據有大陸主體板塊的國家歷史，歐洲歷史留給人類研究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它濃縮了大國興衰的經驗與教訓。換言之，只有歐洲這樣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豐富的“世界大戰”的案例。如果我們研究一下歐洲，乃至世界失敗大國的案例，就會發現，其共同點在于它們在崛起過程中所尋求的戰略目標過于龐大以至于不得不與至少一個以上的大國作對。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縮戰略目標，只將國力用于最關鍵目標的國家，都能達到其利益擴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獨立戰爭期間，為了打擊支持美國獨立的歐洲國家，英國宣布實行海上封鎖。這不僅使英國與法國、西班牙結仇，而且與俄國及幾乎所有歐洲海上國家結了怨。因此，英國失去了俄國女皇葉卡特琳娜二世曾許諾過的“在英國與其北美殖民地發生戰爭時，俄國將援助英國”[42]的寶貴支持。其結果是英國在沒有任何大國支持的情況下，孤軍作戰失敗并被迫承認北美獨立。再看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拿破侖在歐洲的擴張引起整個歐洲的抵抗，拿破侖也曾五次打敗以英國為后盾的反法聯盟。然而，真正導致拿破侖失敗的原因，在于他與英國沖突并節節勝利之后，于1812年輕率出兵直奔俄國，使法國與歐洲最強的國家英國和俄國直接兩面沖突，其結果導致還在1810年處于巔峰的拿破侖，于1813年底敗于由英國、俄國、普魯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組成的第六次反法聯盟。1814年反法聯軍進入巴黎，拿破侖被禁厄爾巴島。盡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43]的回光返照，但法國還是敗局鑄定。與拿破侖犯有同樣的錯誤的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日本。對這兩個國家來說，導致它們失敗的原因，均在于同時與兩個大國發生沖突。自從德國在向英國挑戰后又挑戰俄國，日本在向中國挑戰后又挑戰美國，德、日兩國就迅速走向崩潰。再看蘇美爭霸：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70年代的越南戰爭中，美國與蘇聯、中國作對，美國失?。?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中，蘇聯與中國、美國作對，蘇聯失敗。
五、“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外交思維，而“實力 + 勢力范圍 = 大國政治”，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表達國家安全利益語言基本的句式，這些都是中國人需要學會掌握并專用于與持同種思維的西方人交往的外交能力
被壓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義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勝利的，而道義往往不言私利。但當革命勝利后，為了鞏固政權，革命政權需要與過去的國際壓迫者打交道時，卻發現，這時的外交就不僅是道義的宣示，而更多的是通過利益交換而實現政治目標的外交能力。美國獨立之初，其外交目標多是道義的和反霸的，美國反對英國并不是為了侵犯英國而僅是為了與英國“建立一種堅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個真實和真誠的友誼”（1794年英美《杰伊條約》）[44]。然而100年后，當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北美大國并準備進入遠東之際，威爾遜向西奧多·羅斯福及時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45]的原則，這時美國人已認識到，外交是為國家謀利的手段。將商業原則運用于外交，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從古羅馬拉丁民族那里繼承下來的重要思維形式。近代歐洲殖民開拓就是以“公司”為先鋒的。商業就要有交換，這在國際政治中就是根據實力進行包括地緣政治利益在內的國家利益交換；交換就要有交換的語言，這在盎格魯撒克遜人那里就是“實力 + 勢力范圍 = 大國政治”。彼得大帝將這個原則簡潔地概括為：“打仗或貿易”。[46]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府需要與西方人打交道，談生意。當時蘇維埃干部大部分沒有與資本家“言利”的本領，針對這種狀況，列寧告訴蘇維埃各級干部說，“不要以為在國營托拉斯和合營公司中，到處都有負責的優秀黨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有了這些黨員也不能解決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不會經營，在這一點上他們還不如那些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鍛煉的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47]，列寧棒喝這些品質優秀卻不會也不愿“言利”的官員說，“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于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里理應如此），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辟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夸口……’”[48]。這就是說，道義在革命時期需要戰場上的勝利來支撐，在建設時期就需要不斷贏利來支撐；沒有實際利益——在革命中是階級利益，在建設時期是國家利益——的獲得，革命就會成為斯巴達克式的殉難。
后來蘇維埃干部不僅很快就學會用商人思維經營企業，而且還學會了用這種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維形式與西方人進行事實證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談判。
歷史上的英國人總是在美國人和俄國人面前顯擺他們這點實用主義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丘吉爾意圖敗北的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明確告訴丘吉爾：“正因為俄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那是錯誤的?！盵49]一年后，丘吉爾便不再與斯大林在道義問題上繞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純粹盎格魯撒克遜方式進行連他都難以啟齒的利益交換。1944年10月9日丘吉爾來到莫斯科，開門見山劃出百分比，在數分鐘內就解決關于東歐巴爾干勢力范圍的談判，關于這次談判，丘吉爾在回憶錄中有如下披露：
當時的時機適于商談問題，所以我便說：“我們來解決巴爾干地區的事情吧。你們的軍隊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我們在這些地方也有我們的利益，有各種派遣團體和代理機構。
不要為了枝節問題致使我們意見相左。就英國和俄國而論，怎樣做才能使你們在羅馬尼亞占百分之九十的優勢，我們在希臘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發言權，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則平分秋色呢？”我乘著正在翻譯這段話的時間，在半張紙上寫出：
羅馬尼亞
俄國……………………………………………90％
其他國家………………………………………10％
希臘
英國……………………………………………90％
（與美國一致）
俄國……………………………………………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亞
俄國……………………………………………75％
其他國家………………………………………25％
我把字條遞過去給斯大林，此時他正在聽翻譯。稍停片刻，他拿起藍鉛筆在紙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條遞回我們。一切就這樣解決了，比把它寫下來還要快。
當然，我們對我們的主張已經長期操心考慮過了，這時只不過是處理一下眼前的戰時安排而已。一切較大的問題雙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說，當時我們所希望的是戰爭勝利之后能有一個和平會談。
這之后沉默了一陣。鉛筆劃過的紙條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說：“似乎我們在處理這些與千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上，用這種草率態度，這不至于被人說是玩世不恭嗎？讓咱們把字條燒掉算了。”“不，你保存著。”斯大林說。 [50]
斯大林是一位共產黨人，同時又是一位在當時蘇共內最懂盎格魯-撒克遜談判句式的人。丘吉爾是一位著名的對共產主義持死硬反對立場卻不會說“共產主義”話語的政治家，但這兩位人物不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們國家面對著共同的敵人外，還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的道理，他是在用丘吉爾熟悉的句式與丘吉爾進行談判，結果反弄得丘吉爾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樣，這次談判結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和思維的羅斯福的認同。英、蘇、美三方的利益認同對于盡早結束二戰起了積極的作用。認同不僅是道義的認可，更是利益的交換。交換就是一種純粹的商業行為，這大概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前進的“惡動力”[51]。
中國是一個文明歷史較久的國度，數千年文明既是中國發展的動力，同時在與歷史“惡”的方面打交道時，卻成了“我不負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滸》，講的既是人民聚義的故事，同時也講的是人民為“義”所拖垮的故事。中國較晚才出現現代主權國家，因而中國人在國際談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業語言，也不善于從“實力”角度出牌，結果不是別人聽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騙”。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蔣經國隨宋子文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獨立問題與斯大林交換看法。蔣經國以“善”出牌，對斯大林說：
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我們，會說我們“出賣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并給俄國。
斯大林則是以“實力 + 勢力范圍”這種典型商人邏輯回答說：
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于廢話！”
蔣經國不理解斯大林的商業邏輯，繼續問：“你為什么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么出產。”斯大林給蔣經國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經典回答，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拿出地圖，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p>
蔣經國還不理解，告訴斯大林：
現在你用不著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后，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作為侵略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二十五年，我們再加五年，則三十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后，就不會再來占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樣的民族，更不會消滅。倘使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后就會起來。
蔣經國問：“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斯大林回答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觀念邏輯不同，結論自然不同，面對中國式的儒家邏輯，斯大林不耐煩地對這位少不足以與之謀事的蔣公子一語交底，說：
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52]
蔣經國在其“自述”中對斯大林充滿憤慨、屈辱和不解。其實這是蔣經國與斯大林的談判邏輯不同。蔣經國用東方儒家的誠義和信用，斯大林則用的是商人的邏輯。蔣經國覺得斯大林“倨傲”、“露骨”與“滑稽”，而斯大林則對小蔣滿口“廢話”不耐煩。文不對題，當然互不理解。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紀西方人開始遠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則以禮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發布“寬政令”。主要內容是：外國船員漂流到日本，應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請示是否遣送長崎。發現外國船，應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調查。如果對方不拒絕調查，應盡可能溫和地加以處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員登陸并加以看管?！啊畬捳睢侨毡灸桓状伟褜ν鈬牧晳T做法成文化。”[53]1798年日本幕府發布指示，告誡官員，“不要對外國船采取過激措施”。1806年3月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諸藩“盡可能溫和地使外國船返航，對遇風暴的漂流船，適當地給予食物、淡水和木柴，使之返航”，“如果外國人在一再警告后仍拒絕返航，應按1791年的規定予以驅逐，而不必請示”。[54]該命令成于文化年間而被稱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國第一艘抵日艦船“蝕”號進入長崎并為日方警戒包圍。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艦無償提供60船淡水、豬、100磅干魚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還武器和火藥后，將美艦用100艘小船拖出海港。
然而，農夫的善良往往經不住毒蛇一次次咬傷。在經歷西方人一次次炮艦先行，威脅在后的入侵，[55]尤其是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利[56]用武力強迫日本“開國”并簽訂日本第一個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后不久，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從意識形態上開始全面“脫亞入歐”：放棄東方儒道轉采西方以利益為目標以實力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國內發生明治維新運動。但這次維新運動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謂“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資產階級精英們效法德國俾斯麥“鐵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國憲法為藍本”[57]的軍國主義體制[58]。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敗使日本人意識到是海軍而不僅僅是陸軍關系到日本未來的命運。此后日本軍事戰略發生了由制陸權向制海權的重大轉變。與此同時，馬漢著作傳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視和賞識，并對日本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19世紀后半葉，日本海軍戰艦噸位飆升，從1880年的15000噸，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噸，增長46.7倍，成為世界第七海上強國。[59]海軍戰力的增強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1894年7月，日本與英國和美國簽訂條約，并得到英國對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默許。25日，也就在日英條約簽訂后第九天，日本便發動了甲午戰爭，在海上一舉擊敗中國。根據1895年的中日馬關條約，強割中國的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及臺灣，獲進入南中國海的戰略跳板，并在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將福建劃入其勢力范圍；此后，日本開始為用武力將俄國的勢力趕出東北亞做準備，1902年1月30日，日本與英國簽訂同盟條約并獲英對日本向俄發難的默認。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國在中國旅順口的部隊發起攻擊，并在次年5月擊潰俄在東北亞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為獨霸東北亞的地區強國。1905年底，日本強迫朝鮮接受日本“保護”，1910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日韓合并條約》，宣布“朝鮮國王將朝鮮的統治權永久讓與日本”。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對此時的日本學習西方的“成績”評價說“它已學會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強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鄰國”[60]。
“日本的做法與當年美國迫使日本開國雖然如出一轍，但在實施上卻有過之無不及”[61]。好好一個大和民族，就這樣被西方的大炮教壞了，教得只知動粗而不知人語并為西方人認為同道的民族了。[62]對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還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單方面中止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63]向日本宣戰，最終導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簽訂投降書的第二天，斯大林發表講演，用日本人聽得懂的語言直截了當地告訴日本人蘇聯出兵支持雅爾塔協定的理由。他說:應當指出，日本侵略者不僅使我們的盟國——中國、美國和英國已受到了損失，而且也使我國遭受了極其嚴重的損失。因此，我們自己還單獨有一筆賬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戰爭時，就開始侵略我國。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當日俄雙方還在繼續談判的時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這一點，突然地、背信棄義地、不宣而戰地進犯我國，攻擊旅順口一帶的俄國艦隊，想擊毀幾艘俄國軍艦，從而為自己的艦隊造成有利的形勢。果然它擊毀了俄國的三般頭等軍艦。值得注意的是，經過37年后，日本又對美國絲毫不差地重用了這種背信棄義的手段，它于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擊毀了這個國家的若干艘戰列艦。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對日戰爭中是戰敗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戰敗的機會，從俄國奪去了薩哈林南部，盤踞千島群島，并從而封鎖了我國在東方的一切出?？凇蚨卜怄i了通向蘇聯堪察加和蘇聯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顯然，日本是想把俄國的整個遠東地區奪去。
可是，日本對我國的侵略行動，并沒有到此為止。1918年，當我國已建立蘇維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當時英、法、美對蘇維埃國家采取敵對態度的時機，并依靠它們又來侵略我國，占領了遠東，蹂躪我國人民，掠奪蘇聯遠東達四年之久。
不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參威附近哈桑湖一帶侵略我國，目的是要包圍海參威，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哈勒欣河附近進犯，企圖沖進蘇聯領土，截斷我國西伯利亞鐵道干線，并把遠東從俄國割裂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