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國并沒有放棄在亞洲再建地緣政治均勢板塊的目標，而是企圖通過“取得地區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來實現遏制中國的目的。1966年6月，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別研究認為：
不管怎樣，在未來10年及其以后，中國、蘇聯以及在越來越大程度上還有日本之間的交易將構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自己在亞洲的安全和地位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長期來看，我們希望對中國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話，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蘇聯來進行，我們的力量和影響則保留用來校正出現的不均衡情況。如果我們能取得地區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這是我們在亞洲的主要目標之一，如果我們和其他自由國家能與中國形成合作性關系，遏制戰略將會真正取得成功。[30]
這種戰略到70年代后演化為尼克松主義。到了90年代末，亨廷頓也看出亞洲問題的實質，但對此開出的卻不是尼克松而是麥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他說：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31]
這里，筆者可以明確告訴亨廷頓的是，遠距離挑戰或直接出兵對抗據有大陸主體板塊并有較大安全外圍的國家，是歷史已反復證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數。
最后，如果我們再將視野從太平洋西岸移至整個亞洲，站在世界屋脊觀看中國，我們又會發現，與美國不同，中國盡管有亞洲的主體大陸地理板塊，但從地緣政治上看，中國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大陸主體板塊國家。確切地說，它是處于俄國與印度之間的大國。美國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牽制中國，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國牽制蘇聯，并獲得一定的成果。盡管如此，這還是不能與英國應用于歐洲大陸及美國應用于整個歐洲的“均勢戰略”相提并論。從歷史上看，構成在俄、中、印之間相互制約的“均勢”條件并不充分，西方人從中獲利的機會——尼克松似乎是個例外——也并不多。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印度、俄國三國之間有廣大的緩沖空間，與歐洲英、法、德不同，盡管也有復雜的邊界糾紛，但歷史上的中、俄、印三國并沒有出現歐洲那樣頻繁且愈演愈烈，規模愈演愈大的戰爭沖突。
第二，中國、印度、俄國三國的安全重心不僅不直接交叉重疊，反而錯落互補。中國的經濟和安全重心在東部和東海，在可預見的時期內，臺灣問題和國家統一問題將是中國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國經濟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歐洲，蘇聯解體使俄國國力大減，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北約東擴是俄國面臨的主要安全壓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從北方山區移向南方印度洋。這一點自上世紀50年代的尼赫魯、印度首任駐華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極深刻的認識和專門論述。[32]上世紀90年代之后，幾乎所有的重大戰事——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幾百年海上亡國的教訓，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對其印度洋安全的擔憂。他們不會不明白：印度北方問題只涉及領土遠近，而南方問題卻關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紀頭幾十年，印度洋將是印度安全的絕對重點。
從文化上看，中國、俄國、印度三國社會文化盡管不同，但它們的政治文化卻十分近似。它們都經歷過民族、民主革命。中國與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經歷，中國與俄國還有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經歷，這在它們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標及與此目標相符合的政治內容。列寧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在臨終口授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對此有過明確的論述，他說：“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
“整個地說來，只有根據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終于由資本主義本身訓練和培養起來進行斗爭這一點，才能預見到斗爭的結局。”[33]
毛澤東也意識到這一點并語重心長地讓人轉告尼赫魯說：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盡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34]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你們看吧，“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中國俗語)，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國的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系，究竟是友好的，還是敵對的，你們終究會明白。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我們在本文前面幾段所說的那些話，那些原則立場，那些是非界線，是一定要說的，不說不能解決目前我們兩國之間的分歧。但是那些話所指的范圍，不過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即屬于西藏一個地方我們兩國之間的一時分歧而已。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你們會同意我們的這種想法嗎?關于中國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國的東方，而不能也沒有必要放在中國的西南方這樣一個觀點，我國的領導人毛澤東主席，曾經和前任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先生談過多次，尼赫魯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賞這一點。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將這些話轉達給印度當局沒有?朋友們，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請你們考慮一下吧。請讓我借這個機會，問候印度領袖尼赫魯先生。[35]
經驗表明：霸權國家的世界性擴張的力度與世界反霸力量聯合的強度永是同比發展的。現在印度人、中國人和俄國人，乃至中東阿拉伯人，經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資本全球化的“訓練和培養”（列寧語），已對資本主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通過參與全球化及與國際市場接軌，也學到了利用市場規則與國際霸權國家斗爭的經驗。這些經驗將有助于他們重新起來與資本主義和霸權主義斗爭并在新斗爭中形成新的團結，尤其是“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的俄國、印度、中國三國在新的基礎上的團結。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比較一下這三國在近幾年安全戰略關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認為它們與上世紀60、70年代已有了本質的轉變。前者的矛頭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資本和霸權的擴張，后者則是三國內部沖撞。而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紀美國直接以軍事為后盾和以“先發制人”政策為先導的全球擴張。
不平則鳴。1998年12月，面對即將來臨的科索沃戰爭無可奈何的俄國，通過在印度訪問的普里馬科夫外長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戰略三角”的倡議，當時，中國和印度沒有多少呼應。21世紀始，“臺獨”步伐加快，中國東海形勢日緊，在印度方面，啟動于印度洋上的戰爭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連三，北約向中亞大幅推進，這使中印俄三國都意識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預料，正如英國在全球過度擴張是歐洲大陸國家與美國間縱橫聯盟條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國崛起的重要機遇一樣，今天美國在世界擴張的程度也將與中俄印三國乃至亞歐大陸板塊的戰略合作的緊密程度同步發展。
三、合縱連橫，根據國家面臨的具體利益及其主次關系確定和調整戰略合作對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與一個大國形成認同和戰略默契關系，但不與任何一個大國持久保持結盟關系，是美國成功的重要經驗
與古羅馬帝國最早出自一個各村聯合的“七丘同盟”[36]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國也起于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的狹長地帶的13個邦的聯合。美國之所以能夠在僅僅半個多世紀崛起為世界頭號霸權國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國的單打獨斗，而在于美國在迎接歷次重大的外交挑戰之前，都至少與一個大國形成戰略默契關系。
18世紀60年代，獨立戰爭期間，為了從英國爭取獨立國家地位，聯合起來的北美起義者與英國的宿敵法國結盟，贏得第一次獨立戰爭的勝利；19世紀初，美國杰斐遜與法國拿破侖在反英戰爭中的默契配合，不僅使美國于1803從拿破侖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而且還于1812-1814年，贏得第二次獨立戰爭的勝利。60年代，南北戰爭期間，美國面臨英、法、西三國的聯合抵制，林肯與俄國形成某種形式的戰略默契，戰勝了親英法的南方分裂勢力，其后繼者安德魯·約翰遜總統通過與俄國“聯手挑戰英國權勢”[37]不僅鞏固了美國國家統一成果，而且還于1867年從俄國人手中購得阿拉斯加。有趣的是，“為了確保條約獲得通過，沙皇的公使顯然給美國國會一些重要成員送了錢”。[38] 1898年，美國于太平洋上發動與西班牙的太平洋戰爭，此舉受到歐洲大陸主要國家的譴責，但卻獲得了英國的中立立場并最終贏得了這場打開通往遠東門戶的戰爭。20世紀初，美國面對歐洲的第一次大戰，實行“光榮孤立”，兼發戰爭財。但在戰爭后期，美國卻在力漸不支的同盟國身上猛踩一腳，一舉成為戰勝國并大獲戰爭紅利。20世紀30年代末，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本想實行“一戰”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戰爭。面對戰爭帶來的風險，美國與國際反法西斯國家加強合作，但到戰爭勝利在望時，美國則將目標從打敗法西斯轉到戰后地緣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標決定盟友。此后美國在與英國、中國保持盟友關系的同時，卻在戰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與蘇聯達成戰略默契，趁英法在二戰中削弱之際，“渡過盧比孔”，[39]從諾曼底打擊德國的同時，也對英法歐洲實行最后的一擊，放蘇軍進入東歐，以此大面積擠縮歐洲地緣政治空間。此后，美國在因蘇聯占領東歐而日益擁擠的歐洲大量駐軍，名義是抗蘇，實則是控制歐洲，從此歐洲霸權一蹶不振，來自歐洲的對美國的傳統安全壓力也由此終結。二戰后，蘇聯崛起，美蘇爭霸，美國又聯合歐洲，到70年代又聯合中國遏制蘇聯霸權，并于90年代利用戈爾巴喬夫農夫般的善良和葉利欽的右派“幼稚病”[40]，臨門一腳，促成蘇聯解體。
制約歐洲的蘇聯因素的消失使歐洲地緣政治空間大幅向東擴展。此后，歐洲開始向美國叫板。歷史辯證法就是這樣：美國在擊敗蘇聯的同時，也在歐洲打開了原本讓蘇聯壓著的美國宿敵，即西歐這個“潘朵拉盒子”。這反過來又增大了美國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東岸，美國不僅要應付俄國，而且還要對付歐洲；在太平洋西岸，蘇聯解體使美國將矛頭對準正在崛起的中國和俄國，其結果也與歐洲的情形一樣，美國在與中俄對陣的同時，也在亞洲打開了曾痛擊過美國的并壓在“雅爾塔”山下的日本這個東方“潘朵拉盒子”。與蘇聯解體后歐洲東擴的后果一樣，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將它收回去就難了。目前美國外交已陷入幾乎與世界所有大國作對的外交沼澤之中，惡兆逼近。當然這是后話。
國家重大外交行動須與至少一個大國形成戰略默契關系，而不管這種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國在內幾乎所有大國成功崛起的重要規律。且不說英國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間合縱連橫，不僅成功地操縱著歐洲大陸及其他區域，而且還在拿破侖戰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屢屢化險為夷。我們只要看看俾斯麥的外交縱橫所贏得的統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麥之后的德國外交因四面樹敵而屢戰屢敗的歷史，就會對這一規律有清醒的認識。